《中国红色摄影史录》后记

一、我的介入

我是个绝无竞争意识的人，似乎只能被命运推着走，也似乎命运总眷顾我。无论办报，搞全国新闻摄影年度评选，还是创办平遥摄影节，再多的不说了，都是有人找到头上，或机遇堆满在身边，自己不做，对不住大家，便顺水行舟，借力发力。倒也不无收获，只是紧俏些，有人想要，马上拿去，绝无半点吝惜。搞文字如此，组织项目如此，接触历史———摄影史的研究也是如此。我早就研究摄影，不过是从影像语言方面，研究拍摄方法，趁着脑袋还不糊涂，把研究的东西归纳出来，把自己也够热闹的经历整理出来，已够我忙呼，哪里有史学研究的兴致和条件?

因办平遥摄影节的关系，2002年认识了沙飞的二女王雁。她多次提及顾棣及其档案史料的重要，要我找个懂电脑的人，帮助顾棣完成他编写《晋察冀画报史》的心愿，她来资助。我因坚持教学，学生不少，但想找个人往这方面钻，谈何容易?既枯燥，又无利可图，学生们想的是学好本领，找个好饭碗。美国的王瑞对此事非常关心，沙飞研究，他属我们这一楂儿中最早的，也很有成绩，自己就想干。可他远在天边，没办法深入。2005年，他曾动员一个太原的大学生介入，我办个人摄影展时还遇到这个人，但那时他已是一家电脑公司的雇员，问了问，他无暇顾及。

到2006年底，作为首届沙飞摄影奖提名人，我与王雁联系较多，她又多次提起此事。一日突然冒出一句：“为什么你不做?”并为这一提议欣喜若狂：“这是天意，老天让你早早退下来，好好休息一段，就是让你干这件事的!”

“你是中国当代摄影史的亲历者、记录者、研究者……”

“天时、地利、人和———这个历史的重担，落在你的肩上……”

“还记得吗：蒋齐生于1983年9月1日在贵报发表文章：《从〈摄影报〉的出版想到沙飞，从忆沙飞想到〈摄影报〉的未来》。20多年前，你与沙飞们已经联在了一起!”

……

王雁是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为策划沙飞、石少华摄影展览开始接触这一领域的。她说：“我哪知道什么摄影史啊!最初只是宣传父亲，尽管有困难，还算顺利，想干什么，机会就会出现，一口气就做到了今天。十几年下来，王雁硕果累累，各地巡展、交流，收集资料，结集出版，2005年基本完成。她开始惦记更宽的范围———与父亲事业有关的所有事。她无私，因此也无畏地把手伸向了相关的人、事和文献史料，尽己所能，设立沙飞影像研究中心、沙飞摄影奖，甚至直接写信给有关领导人，为被父亲枪杀的日本医生津泽胜讨个说法。经多方努力，2007年6月，津泽胜后人得到了中国方面颁发的荣誉证书;在日本巡展父亲的抗战摄影作品，取得了难以置信的正面效果;她顶住各种诱惑或压力，追求“纯洁”完美———顾棣这本书便是其中一例。友人劝她：“你只是沙飞的女儿，操这么多心干什么?人家还以为你有什么目的。”王雁与父亲的学生顾棣1996年编辑《沙飞纪念集》开始第一次合作，1998年央视拍摄沙飞纪录片，再次携手……她了解并深知，顾棣收集的资料已从晋察冀扩展到全国解放区，他最大的心愿就是不要淹没了这批珍贵的史料。

我很快决定参与此事。王雁明确职责：顾棣是作者，负责整合手中全部史料，全书保持个人视角和观点;苏实特邀编辑，帮助顾棣处理全部资料，到解放军画报社资料室整理、挖掘资料，争取尽快采访更多健在的老摄影战士，抢救活资料;王雁策划，承担有关费用，疏通关系，争取尽快完成这部《中国红色摄影史录》。

说来也怪，自接手整理这段历史，想什么来什么，事情出奇的顺利。自做这事以后，我几乎步步感到有股说不清的力量在辅助，尽管仍像以前一样的顺水推舟，这舟的顺畅与神奇，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

顾棣是我的老师。所以称老师，是因80年代初我步入摄影界时，他是省摄影家协会的副主席，我从摄影培训班(号称山西省摄影界的黄埔一期)结业后便正式参与了摄影界的事，刚好在顾棣的领导和指点下。后来我当了《人民摄影》报的记者、编辑，一直做到总编辑，期间多次合作，发表摄影史文章、开办摄影史栏目，先后不少于六次派最优秀的记者、编辑，投入主要精力，长期帮助顾棣整理史料，撰写文章，通过我们的报纸弘扬。一方面是帮助老师做事，一方面认为那是办报人应该关注的重要领域，为报社不断丰富资源，拓展活动空间。顾棣则无数次在公众场合毫无顾忌地大力赞扬我和《人民摄影》报。但无论如何，我没有想到自己会这样深入地参与进来。

2007年初决定接手此事，王雁马上打电话联系，突然得知顾棣1月20日动了心脏大手术。顾棣长子顾小棣说，情况极严峻。偶然发现，却情况危急，打开胸腔，医生说无法手术。两个北京来的专家路过，接下了这例难题，救了顾老师一命。小棣说：“不知怎么了，老爸破天荒冲我们大发脾气。”我说：“这还不清楚，他还有事没做完。”受王雁的影响，我已经进一步认识到顾棣的价值以及他所拼搏的重要意义，顾老师这样一住院，我深刻地意识到时间的紧迫。

1月28日，与小棣联系，想去医院看望，小棣回复稍晚一些，怕激动;2月8日，顾老师已回家，小棣发短信说，可以去看望;2月9日去，顾老师睡下未起，没敢打扰。不久顾老师托小棣发来短信表示谢意，但还不知道我的意图。也想让顾老师调理好身体再谈，加上忙于沙飞奖的事，直到3月12日，顾老师打电话来，我才准时赴约。

他向我讲了病情和愿望。原想办完自己的事再进医院，无奈病情严重，本单位几个老人刚刚离去，对自己心情影响极大。手术成功，但胸前盖着钢板，元气大伤，医生要求100天不能见风，不能大动，不能多说话，更不能激动，半年后方可轻微运动，需要1年时间完全恢复。此时刚过40天，护理员在旁边盯着，只许说话30分钟。得知我要全面介入，他高兴极了：“这可解决大问题了，再没有你这样合适的人选了!”从这天开始，他又鼓足了干劲投入工作。他坦陈，一心只想把《晋察冀画报史》完成，那是他恩师和战友的鲜血和生命，再不敢多想(那文字在今天的书中只是一章)。我讲了计算机和现代互联网，这是我的长项，我们可以把计划扩展开，我来做全部具体工作，他只需尽己所能拿出最理想的方案，核实具体时间、地点、人物、专用名词等。至于开支，我要他放心，王雁愿全力资助，我们只需往好了想，往好了做，形成合力，可以做更多的事。他要共同署名，我和王雁表明态度：《中国红色摄影史录》的著作者是顾棣，我只是助手、录入员、校对员、采访人和编辑，这种内容署上我的名反而没人信。而且视角和观点未必一致，为了保持原貌，书中不应加入任何我们的观点和口气，体现的应是顾棣的全部愿望，因此只能署他一个人的名。

3月19日，我们讨论了具体的工作计划，拿回了第一批约15万字的手稿和曾经在中国新闻摄影学会的小册子上刊载过的有关晋察冀画报史的文章。顾老师坚持亲自登上椅子，从高柜中拿出了一大摞手稿，下来后说：“哎呀不行，心跳得厉害!”这手稿是顾棣写文艺大辞典时的原稿，内容包括人物介绍、刊物介绍和作品辞条。除了晋察冀画报史4万字左右是已经印刷好的文章，全部写在稿纸上，无法偷懒，夫人郭思自愿参与这一工程，我和郭思一起录。我俩录得手指生痛，但却兴致不减。

4月8日，我送去了录入完毕的全部打印稿。那天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顾老师拿出精心包裹的一大捆手稿，足有一尺厚，有些抱歉地说：“这些更完整，你要录这个。”其中许多内容是重复的。“为什么要先录不完整的?”顾老师说：“你要尽快掌握全部历史，否则无法真的做好这件事。”我理解了，这是一种填鸭式的速成法，也是在考验我的诚意。博士生要看多少部书，查阅多少资料，走访多少相关人士和地方，需要多少年的时间，才会了解这段历史，而且未必有这样细。我在顾老师的直接指导下，一个版本一个版本地录，消化的东西远比读书扎实。那天拿回的是摄影史残本，用硬皮文件夹夹着，包扎了数层报纸、牛皮纸，外面用粗线绳严实地捆绑着，红色毛笔标清了里面的内容。

顾老师原在晋察冀工作，对其它根据地并不熟悉。80年代初，在罗光达、蒋齐生老前辈的指导下，请正在开始为父亲平反奔波的沙飞长女王笑利帮助，很快完成了一部十余万字的《晋察冀画报大事记》。中国摄影家协会看后邀请顾棣、蒋老等组成摄影史编写组，在此基础上，将视野扩大到全国，撰写出一部全国性的解放区摄影史。蒋老身体不好，负责编写理论部分，顾棣在全国范围跑了一圈，很快写出了这部长达25万字的解放区摄影史稿。顾棣感叹地说，接触人和索要材料是相对容易的，但在史中的说法则有很大争议，长时间无法定案，一直拖延了下来。他当时复写了3份，蒋老、中国摄影家协会、吴群处各一份。因搞不成，中国摄影家协会把自己的一份退了回来。但因到处请老同志过目，回来时少了第一章，怎么也找不到了，蒋老和吴群那里也没了音讯，他手里的这部也成了残本。他说第一章是解放区的概括介绍，以求与摄影史衔接起来，现在已没有能力再写一遍了。好在解放区历史有许多书介绍，对摄影史而言，这一残本的内容仍然完整，以前写的大事记和解放区文艺大辞典、史略等都是出自这个版本，“这可能就是我们的基础了”。

4月底，完成了这部残稿的录入工作。内容分配到书中《叙事篇》的第一章、第三章和第四章。第二章源自当年写就的《晋察冀画报的光辉历程》，约4万字;副编第二章源自《崇高美的历史再现》，约25万字，6月初录入完成。因从成书摘下，用扫描加OCR识别技术整理，省了许多事。但因都是人物及其作品介绍，资料截至1995年，有些陈旧了，且顾老师列入的许多人物资料极少，连生卒年代、籍贯也不详，顾老师感于他们的奉献，仍要一一列出。我们除了查阅现成文献，采访部分当事人，还利用现代互联网搜索引擎，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修订补充。毕竟年代久远，许多人早已牺牲或早早离世，搜集信息很困难。我便在网上公开张示，请网友帮助。他们提供了许多珍贵信息，例如东纵摄影人的资料，邓发、耿飚、黄谷柳、卢锋的资料等，这次做了很多补充，填补了顾棣档案中的空白。这要感谢东纵后代联谊会的王玉珍、虞耀华，黄谷柳的外孙女黄茵，网友颂剑、香草、阿茂，沙飞的二女王雁和小女王少军，耿飚之子耿志远，邓发的儿子邓北生及其秘书林琪，周郁文、张致平的女儿张小舟，卢锋的女儿卢海燕等许多人热心牵线搭桥和提供史料。东北抗联的信息也十分单薄，网友颂剑主动帮忙，联系上了抗联老战士、原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李敏老人。老人十分热心，提供了许多资料，但因抗联当年条件极为残酷，没有专职摄影人，也没有相机，极少发现系统的战斗、生活记录照片。这也从另一个角度看出，顾棣和解放军画报社资料室当年收集到现有的20余幅抗联照片的确不易。网友们还提了许多很好的建议，可惜无论从时间、能力和编辑意图看，都无法重新做起，更理想的方式只能留给后人去做了。因此我们仍坚持顾棣的原则，无论是否完整，都要列出，以弘扬先辈精神，也给后人研究提供线索，留下课题。
 

二、谁帮谁

老实讲，最初接手这事是出于师生情谊，也是被王雁的精神所感动。加上我是一个闲人，又有多年编辑经验，又与顾老师几乎是邻居，更有兴趣把计算机威力发挥到极致，找不到人，自己去帮忙，可以掌握更多中国摄影历史的发展情况，对自己的影像语言学研究以及亲历的当代摄影史研究只有好处，但没干几天，情况便发生了转变。

首先是被眼前迅速展开的那段历史所感动。也许很难相信，我和郭思许多时候是含着眼泪录入、“朗诵”的。雷烨与敌人遭遇，身负重伤，“赶走了”警卫员，砸碎了相机和钢笔，将最后一粒子弹射向了自己;指导员赵烈为掩护战友，返回去与敌人拼搏，献出了23岁的年轻生命;印刷厂工人李明、韩栓仓为掩护沙飞和底片壮烈牺牲;新四军摄影室创立者田经纬被捕，屡遭毒打，病重不治，惨死狱中;冀中摄影员韩金声负伤被俘，拒绝医治，大骂敌人，押送途中牺牲;冀中摄影训练班第四期学员温刚隐蔽时被敌人发现，为保护战友，跳出来与敌人搏斗，被劈成两半;晋察冀军区摄影员高明火线采访不幸中弹，临死前嘱托身边战士，一定要把相机和底片交给画报社，战士不知“画报社”是什么，仍几经辗转送达，实现了烈士遗愿;北平清华大学学生陆续刚到画报社便赶上敌人突袭，因眼镜掉在地上，让沙飞不要管他赶紧撤离，被敌人机枪扫倒身亡;仅冀中军区的摄影员，便有荣启明、董辉、李占奎、宋安平、吴亚夫、何博学、席相波、王文河、杨振奎是在战斗采访中牺牲的……要知道，他们不是普通的持枪战士，都是专职的摄影记者，这种在战场上表现出来的英勇行为，绝不亚于连队中的战斗英雄。顾棣在此书中开列的，仅为摄影事业牺牲的摄影人员就达100多人。

其次是沙飞所创事业的非同寻常。我曾与西方同行了解他们那方面的战争摄影情况，美国军队中有摄影员，但主要任务是向指挥机构提供情报，不承担报道任务;尽管美国方面有许多记者牺牲在战场，但与中共军队中直接将专职摄影记者配备到部队有着性质上的不同。

沙飞所创事业的非同寻常，首先在于指导思想。他们认为摄影在某种意义上是比枪弹威力更大的武器，因此不仅题材宽广得多，摄影人也时刻像战士一样冲在战场的最前面。袁苓、袁克忠、杜铁柯、蔡尚雄、纪志成等许多当年在部队中的老摄影记者对我说，他们的任务就是和战士们一起冲锋打仗，枪一响就往前跑，不过手中拿的不是枪弹而是相机。为了得到生动的画面，真正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他们往往与最前面的冲锋队跑在一起。战斗结束战士们休息，他们则马上找地方冲洗胶卷，用竹竿挑着没干的胶卷行军，迅速设法将底片送往画报社。其次在于他们的体制。早在1938年，八路军第115师苏静就创办了摄影训练班，石少华从延安到冀中后精力主要集中在办摄影训练班，后来调到晋察冀画报社更是重点培养摄影人。每个训练班开办少则三四个月，多达半年，学习内容有政治、军事、文化、摄影技术、新闻报导等，涉及面非常宽，学员大多来自部队一线或从农村选拔，结业后除少数留下，全部分配到部队中去。到40年代中期抗战结束前，晋察冀、晋冀鲁豫、冀热辽、胶东等根据地旅以上单位普遍建立起摄影科、摄影组或配备专职摄影员，部队则由宣传部直接下发文件布置摄影工作。所有摄影单位或摄影人主要服从所属部队正常安排，只是业务上接受画报社指导并向画报社交稿。很快，许多有条件的大军区也建立起画报社，摄影人数到新中国建立前，仅记载在册的就已达600人，形成一个有组织、有建制、有明确理论指导的摄影网络体系。这种体系至少在我所了解的美军和国民党军队中是没有的，摄影的各种功效因而得以充分发挥。我曾说，中国共产党能够靠小米加步枪战胜拥有飞机加大炮的敌人，非常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他们在群众文化水平极低的情况下，掌握了包括摄影在内的各种行之有效的宣传鼓动手段。由于指导思想的明确和组织体系的健全，摄影人的拍摄题材十分广泛。就以战斗题材为例，绝非如有些人所说都是组织摆布，事后补拍。上述许多摄影人牺牲在战场，正是因为跑在最前面，为了抓拍第一现场而牺牲，许多一线照片可以证明，即使西方记者也难做到，更不可能普遍做到。更重要的，是部队明确规定不能只拍战斗照片，要把题材扩展到民主建设、土地改革、经济生产、文化生活、军事训练、教育文娱等各个方面。因为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和考虑周全、传达到位的拍摄要求，再加上有顾棣这样苦心培养出来的专职档案人员，和专门设立的档案管理机构(有文件规定，各记者交稿必须交底片。从1946年开始一直到解放后的解放军画报社，资料室一直是画报社仅次于编辑采访组的第二大核心部门)，使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个时代的影像无所不包。

要知道，沙飞创建中共军队摄影体系并发挥出强大作用的时期(1937~1949)，西方的新闻摄影体系也刚刚建立。这不完全取决于西方人更早地接触摄影，真正意义上的新闻摄影，必须建立在相机的小型化、便携化和操作简便，胶卷必须达到一定的感光度。沙飞起步的年代，刚好是小型轻便相机日渐成熟的年代，以现场捕捉为特点的西方社会纪实摄影，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迅速发展，从相对静态的拍摄向动态瞬间的捕捉进军：被誉为“新闻摄影之父”的早期新闻摄影记者艾里奇•萨乐蒙(ErichSalomon，1886—1944)1927年开始使用F2口径的Ermanox相机抓拍新闻现场;法国都市摄影先驱布莱塞(Brassai，1899—1984)20年代末开始捕捉巴黎之夜;FSA的11人摄影团队中唯一在参加FSA项目之前就开始捕捉社会现场题材的摄影师多萝西亚•兰格(DorotheaLange，1895—1965)，是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以后，开始把镜头从肖像摄影转向满目疮痍的街头;《生活》杂志著名女摄影记者玛格丽特•伯克•怀特(MargaretBourke—White，1904—1971)早年主要拍建筑和工业题材，1930年因拍摄傲然崛起的苏联而名声鹊起。而早期的社会纪实摄影主要以静态肖像、街景、场景为主，如纪实摄影鼻祖尤金•阿切特(EugèneAtget，1857—1927)、刘易斯•海因(LewisHine，1874—1940)、奥古斯特•桑德(AugustSander，1876—1964)、爱德华•柯蒂斯(EdwardCurtis1868—1952)等。事实上，新闻报导摄影，包括社会纪实摄影真正开始发挥强大作用，刚好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FSA(TheFarmSecurityAdministration，美国农业安置局历史处)的建立是在1935年，1943年二战爆发后撤销;纽约的摄影联盟(PhotoLeague)1936年创立，1951年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年代，以“颠覆性组织”的罪名被迫解散。大家熟悉的罗伯特•卡帕那幅著名的《西班牙士兵之死》也是拍自1936年;布勒松1931年开始为绘画而拍街头，第一次拍新闻报导照片是在1937年，真正认真拍摄新闻是1943年，而且主要是拍电影;而后来几乎成为西方新闻摄影代表形象的马格南图片社的创立已经是1947年的事了。

沙飞创立的庞大摄影团队，其意义不仅在于当时的作用。他1936年受左翼文化思潮影响开始形成的“摄影武器论”很快被全面接受，并迅速发展成“文艺武器论”。尽管沙飞1950年突然离世，他的得力助手石少华将这一体系，从思想到组织成功地带到了新中国。尽管出现了多次曲折和变异，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甚至走向了极端，但其武器论的基本理念并没有消亡。直到今天，特别在老一代，已经成为中国摄影界骨干力量的摄影人身上，摄影的“工具论”仍然根深蒂固。这没什么不好，沙飞们是在中国厚重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在同样的生存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中国摄影人，特别是当时没有条件看到更多西方同行的经验，这种土生土长，依实际需求而探索、发展起来的摄影理念能够生存并发展壮大，正是因为它适应这独特的环境气候和文化氛围，并逐渐发展成自己的风格，今天与西方同行相比，绝不能说一无是处。事实上，即使西方的新闻报道摄影、社会纪实摄影，“工具论”的属性同样十分明显，阅读大量珍存下来的解放区优秀摄影作品不难发现，中国人的摄影团队无论从时间跨度上，还是从题材广阔上，无论从风格多样、拍摄质量还是传播效果上看，都是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的，读一读西方传播学史便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只不过由于历史的及其他的原因，大多数人所见所知极其有限罢了。这也是我钻进去，再无意回头的根本原因。我与顾老师几乎同时产生了这样一个认识：不是我在帮顾老师，是顾老师在帮我。

顾老师说帮我，是认为他找到了一个再适合不过的接班人，这段历史再也不会因世俗的浮躁而长期淹没了。帮他把数十年积累下来的成果汇集到一起，同时也就把已经取得的成果装进了我的脑袋;加上我兴趣日高，已经不满足于顾老师现有的史料，开始自己访查;而且我已经形成一些观点，这些观点数次让顾老师惊讶。我帮顾老师，最初是因为他的年龄和身体原因，想把他们拼出性命背回来的这段历史完整地记载下来留给后人而力不从心。但钻进去后我发现这段历史太重要了，远非我也曾经跟着喊的“中国摄影无历史”那种样子，也远非我凭空所能想象出来的那些价值。这段历史不仅十分辉煌，也十分难得。它展示出中国摄影人在人类摄影发展史开拓期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展示出中国摄影的独特风采和中国摄影人的独特风貌;展示出中国摄影人组织起来发挥摄影强大功能后所取得的辉煌成果;也展示出沙飞的团队创造的这种摄影形式的强大生命力。那种为摄影事业而拼搏的惊天地、泣鬼神的英勇献身精神，绝不亚于改革开放后中国摄影事业发展的恢弘气势和丰硕成果，也不会亚于西方同行。

我越来越强烈地希望钻进去，乘顾老师健在，尽可能准确，尽可能多地掌握情况，以便更有效地把这段历史介绍给社会，壮我摄影人的腰杆和骨气。我开始理解王雁对此事始终不减的热情。如果她父亲只是个摄影家，只是某方面的奉献者，她已经做得很好了。正是沙飞团队的这种开拓性、延续性、深远影响和重大意义，使她，也使我产生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感。山野村夫文化水平不高，尚知不能背祖忘宗。当代青年人日渐进入社会主流，对历史的认知需求必定越来越强烈，这是我们愿花大量时间、精力钻研此事的精神支柱。曾经有过的极左潮流摧毁了一些人的信仰，这是事实，但未必理智。全盘否定自己的历史、盲目崇拜他人显得幼稚。顾棣们背回来的这段历史鲜为人知，有许多复杂的社会因素和历史因素。人们不知，做些幼稚的事可以理解。改革开放带来的宽松，使人们的思想张开了翅膀，当然可以放开来思考。但只有认真梳理走过的路，汇集经验教训，温故知新，才能创造更美好的前景，顾棣集一生精力拼搏的意义正在于此。显然，只有顾老师全力支持帮助，这个理想才能实现。
 

三、一些说明

日记是史学研究中最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如果从书中收录的近20余万字顾棣日记算起，此书可以说汇集了顾棣一生耕耘的成果，是第三篇档案篇中十分重要的一章。这20余万字来自顾棣自1940年当儿童团团长到今天300余本日记中的20余本，时间范围从1943年到1950年，最密集的每页多于两千字，字号小于六号，整本多达40万字，一天的日记就达数千字，总数达数百万字。山西电视台《瞬间世界》栏目郭蓉和雨倩两个年轻人，买了一只带灯光的大号台式放大镜送给顾棣，帮助解决问题。除了丢失的几本外，基本上完整地记载了晋察冀画报社(直到华北画报社、解放军画报社)最辉煌时期的演变历程。初到画报社，还没有严密的规章制度，沙飞要顾棣帮助搞通联，各地送来的稿件、底片要准确记录，发表、返还的东西都要登记，顾棣把这些内容一并记到了日记上，甚至谁哪天领了几个胶卷，哪天谁的体重有多少都有记载，为我们以后查询和研究提供了难得的依据。

顾棣日记并非专为摄影史而记。顾棣一生勤奋好学，深知自己身处山沟，接触知识有限，记日记是利用记的过程，加强对所有得到知识的记忆，因此天文地理、文化科技、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小说电影、民谣外语无所不包，当然更多的是自己的经历和思想感情的记录，这类内容与摄影史没有紧密的联系，只好全部割爱了。

因为是写给自己的记录，许多字写得十分潦草、简化，甚至只是些符号、字母标记，有些顾棣自己也很难释译，整理起来十分困难。有些日记曾经整理出来发表过，比较而言，还是原始记载对还原历史过程效果好，因此将大量已经编好的日记取消，重新录入原日记。日记中有许多完整的记录，如信件抄录、会议发言、讲课笔记、形势报告等，与摄影史演绎关系密切，则单独摘出来，放入相关章节中。原日记中省略、隐语，或只有自己知道的符号，整理时请顾老师直接改顺;过于简略的加以标注，以便研究者相互联系;无关段落，过于复杂的人事关系则直接略过。原则是保持事件演绎过程的原貌，能懂、不重复则不变、不删，不因时而变更;文字方面，顾棣较多受苏联文学影响，许多成句及用字十分有趣，不影响表达，就保持原貌;明显错字、病句又无其它意义则改正过来，不因词句的雕琢而伤到气脉。书稿发排之后，顾棣仍然坚持认真筛选、补录，以求更为条理、完整。总体把握了几条线索：画报社发展脉络、摄影史档案管理的发展脉络、个人思想认识的发展脉络，和摄影人相关动态，相关历史背景、资料。范围始自1944年9月顾棣介入画报社历史进程(早期有所接触也一并捎入)，截至1950年3月沙飞离世、石少华调新闻摄影局，顾棣任解放军画报社资料组长，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段。

大事记是史料书籍中十分重要的时间索引。书中有记载，顾棣1980年正式着手写史，第一个成稿就是《晋察冀画报大事记》。这个大事记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索引，实际上是以时间为纲的较为完整的历史记载，范围极宽，文字也极长(约20万字)，许多非常详细的史料全文抄录，单独拿出来便可成书。另一部大事记是把视野拓宽到全国后写就的，曾刊录于《崇高美的历史再现》一书的副编中。本书编辑过程中，把这两个大事记合并，同时加上《沙飞大事年表》、《广东摄影艺术志》中部分相关内容和其它记载，将已经写进正文的其它完整资料删去，增补进正文、选编，变成较单纯的时间记录。

原计划设《相关史料选编》一章，汇集了数十篇其他当事人撰写的史料，以起到对本书的内容起补充、辅证、存疑作用。后考虑到此书的个人视角性质，绝大部分取消了，关心的人们可以从其它途径得到。只留极少几篇有直接关系或重要补充的文章，帮助研究者更好地把握历史脉络。《顾棣文稿汇编》则精选了顾棣数十年来所撰写的一些重要稿件，对理解本书中一些历史线索有较好的辅助作用。

《往来信件摘编》主要收录与编史有关的通信，早年沙飞、石少华等画报社人员的重要通信，也按时间顺序列在前面。目的在于让研究者了解摄影史研究编辑的历程和参与人员的艰辛努力，也起到佐证、溯源的作用。因信件内容较为繁杂，为节省篇幅，突出主题，大多数删去头尾寒暄和无关部分，直接以摘要的形式列入，也是以时间为序。少数重要信件原文照录，篇幅较小的珍贵信件直接用影印件。

图片部分需要多写几句。本书《影像篇》分成三章：第一章《经典名作赏析》，源自《中国解放区文艺大辞典》，是顾棣1992年为大辞典写就的14万字440条摄影词条的完整稿。因为受总规划限制，当时的辞典不可能把“经典名作”全部收入，本书编辑时，顾棣希望将为数并不很多的“经典名作”尽量收入，给人一个更完整的面貌。但已无能力再按原体例把所有评析文字补写出来，只好分成两章来做：一为“赏析”，一为“补遗”。赏析部分文字稍有修改、补充，两章均按拍摄时间排序。因使用目的不同，早年发表这些作品有些经过裁剪修饰，此次刊发，大多全底使用，以便看清摄影者的拍摄条件，尽可能显示更多历史信息;除正常污点照例修掉外，历史痕迹原样保留，并尽可能留下底片周边、标号、剪裁线，以便于大家从摄影史研究角度分析参考，并将解放军画报社资料室原始底片号码标在图片一角，以便于人们研究、查阅。
 

《案底珍藏》可以说是飞来之喜。解放军画报社资料室仅抗战底片完好保存下来的就达1万多张，而真正经常面世，让人耳熟能详的“经典名作”不超过400幅，曾经用过一两次的也不过一两千幅。没有选用过的照片，有些是缺少说明的，有些是有质量缺陷的，有些是不很“正面”的。质量等因素肯定是有的，可能还有一个不可小觑的因素，便是人们通常使用这些图片的习惯和范围。顾老师说，大多数人来挑选图片是为纪念活动，或为党史、军史研究文稿选插图，具有典型意义的图片自然是首选。一般也就够了，顾棣们顺手拿出的图片，大多满足了用户的要求，“经典名作”由此形成，而绝大多数图片被压在了“案底”。

2007年7月、11月我两次奉顾老师之命，赴画报社资料室选稿，目的是尽可能使用原底，精心扫描，以保证出书质量。画报社领导和资料室的同志全力支持，使我得以将珍藏的全部抗战底片认真筛选了一遍。对于已经钻进解放区摄影史，又多年研究摄影语言的人来说，这一待遇可以说极为难得。我和工作人员一起上下班，最早一个来，最后一个走，一周过去，竟连厕所也不知道在哪里，最终精选出1000余幅珍贵作品。原资料组长李贤光从档案柜里拿出透亮整洁的底片对我说：“自你顾老师60年前把它装进去后，这是第一次拿出来。”许多照片连顾老师也忘记了，看着一幅幅“全新”的历史照片爱不释手。

沙飞、罗光达、赵烈等早在1939年就开始整理底片。最初是将底片按军事、训练、民主建设、生产、生活等粗分几大类，分别装在信封口袋中，外面写上简单的来源和说明;1942年赵启贤接手继续整理，分类细得多，每袋一个来源或一个题材，外面写的内容也逐渐丰富，并开始用印相片样本选片。这些口袋、样本用油布包好，装在四个牛皮包中，随时背起就走。1943年底日军在柏崖突袭画报社，沙飞、赵银德各背两个牛皮包撤退，印刷工人韩栓仓为掩护沙飞和底片安全撤离献出了生命;印刷厂工人李明看沙飞吃力，要过来自己背，并保证“人在底片在，人与底片共存亡”，但李明也在这次突围中牺牲，两包底片不知去向。幸亏撤离时慌乱，赵银德与沙飞将包拿错，赵银德背的那两包坚壁在山中，安全无恙，重要底片都在这里，得以幸免。1945年画报社进张家口时路过拒马河，洪水将驮运样本箱的牲口冲倒，用旧报纸做的样本全部化为烂泥;1946年6月叶曼之主动帮助沙飞整理抗战底片，却把旧底片袋全部烧掉，致使所有抗战底片失去说明。虽然赵启贤奉沙飞之命从前线专程赶回来重新补写说明，顾棣一直到解放后还邀请老摄影记者回来补记，但仍有许多底片至今无法弄清准确信息，成了无法使用的死底片。出于摄影史研究的目的，我没有忽略这些信息不全的片子，也着意将不同摄影人、不同风格、不同手法、不同题材的作品尽可能全面、完整地汇集在一起。具体编排分为几组：第一组是信息比较完整的，按摄影师归类，以拍摄时间为序，以求大家对摄影师的风格、特点、形成一个完整的印象;第二组是无作者姓名的，按时间排序，至少可以看到摄影的发展脉络;第三组是作者、时间信息残缺的，留待后人深入考究，取名“案底珍藏”。

进入21世纪后，人们的版权意识开始增强，这是好事，但必须明白，70年前的版权意识和今天有着极大的不同。那时前辈们只是想着，怎样使自己流鲜血和拼性命拍回的图片能更多、更好地发挥作用，极少考虑个人得失，甚至是否署名也不介意。他们往往是将底片直接交给画报社或摄影科、组，然后又去拍摄新的题材，自己手中可能连张样片也没有。许多前辈正是因为这样的使用立功、成名，包括刊物“发表”，解放后的博物馆“收藏”，但也有许多作品出名而作者本人却至今默默无闻。顾棣书中所标某人的作品曾在某刊物“发表”、曾在某博物馆“收藏”，包括集毕生精力撰写本书出于同样理念，希望尽全力弘扬具体摄影人的功绩，当然也包括维护他们的个人权益。顾棣在访问老区的陈列馆时，已经明确要求他们为已经明确作者的图片署名，要求他们使用品质更好的图片，便是具体努力之一。今天看来，这方面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需要弥补、改进，但却是历史事实，我们只能正视，拿出合理评估方案，而不能简单否定，甚至直接称为“侵权”，“违法使用”。好在著作权法已经出台，我们可以在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恰当处理。

这批抗战底片是沙飞、石少华等前辈极为重视的珍宝。烧底片袋事故后，沙飞、石少华将这批底片郑重地交到顾棣手里，明令任何人不得擅自插手;石少华不知多少次苦口婆心教育顾棣，要确保这批底片的安全，能够随时发挥作用;顾棣也逐步意识到这批档案的珍贵，很快把这批底片与自己的生命捆绑到一起。今天，当我们有机会认真地研究这批档案，并通过这套难得的系统的图片、文字档案，得以较为完整地了解那段辉煌的摄影历程的时候，我强烈地意识到，这段历史完全是沙飞、石少华、赵银德、顾棣等不知付出了多少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前赴后继地背回来的。我相信，这些照片足以让我们看到解放区摄影人共同努力多年，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取得的辉煌成果，也让我们得以了解解放区摄影风格样式丰富多彩的一面。

为完成此书的史料汇集，我和郭思用了一年多时间，录入了至少150万字，搜集影像资料2000张以上，拜访当年老摄影战士裴植、赵银德、袁克忠、袁苓、冀连波、顾瑞兰、蔡尚雄、纪志成、杜铁柯、王纯德、李恕等十余位，已经采录的录音、录像资料数十小时，大量原始文献翻拍、扫描存档，图片索引全部录入数据库。这些史料全部是顾棣和许多当事人数十年间陆续写就的，有些择要出版，大多多年沉积在那里。

因为大量文字是陆续写就的，时间跨度达60多年，用词和观点大多留有强烈的时代烙印，这是我们最难把握的地方。历史文献好办，文件档案、已刊发文章、日记、通信等保持原貌。问题在于作为本书主体的顾棣自己历经多年撰写的文稿，许多是在21世纪的今天第一次面世，如何把握用词和语气?经长时间争论和尝试，最终决定仍保持原貌。第一篇的几个章节中，因为采访时间不同，考证前后的说法不一，顾棣直到书稿交出后仍在一一比对、修改，以求的准确。原稿中因涉及范围过大，有些章节一直空缺，顾老师不顾 年迈和精力不足，近期又坚持写出“解放区杰出摄影人物”、“摄影队伍的培训”、“活跃在摄影战线上的女战士”、“解放区的摄影小兵”、“并肩战斗的夫妻摄影工作者”、“导论”几节，并且重新撰写了“前言”，新写字数达数万字，以求尽可能完善。

顾棣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本书的唯一作者，他明确表示所有用词和语气都是历史事实，也是他的态度。我们最初也曾明确原则，书中不体现我们的视角和观点，因此，除重复、空泛用词和技术缺陷适当删减、纠正，少数不影响历史真实的地方做适当中性化处理外，其它保持原貌不变，包括顾老师新写的几节和自己的修改，相信研究者理解我们的善意。（本文来源：雅昌艺术网， 作者：司苏实，　2008年9月于太原，2009年2月定稿）